（原标题）如何正确地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问题——访全国三农调研中心副主任陈玉荣博士

经济网王建国

    “农，天下之大业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承载中华民族乡愁的精神家园，农民是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和政府领导都非常关注三农问题，并将其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三农”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连续14年将“三农”问题放在全年工作的重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更是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日，本网记者专访到《一带一路：中国统筹发展大棋局》和《蓝色跨越：中国海洋强国的生态逻辑》的财经作家、全国三农调研中心、全国三农法制中心副主任陈玉荣博士，并请她专门就如何落实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经济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央第20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非常严峻，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陈玉荣：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陕北农村插队七年，并且做过一村之长，之后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或分管或领导过农业工作。因这些经历，他对农业、农村、农民都有深厚的感情，对“三农”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讲话，道出了他深厚的三农情怀，比如“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推进当前和今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到底怎样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呢？我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导向和农业农村短腿短板的问题导向作出的战略安排。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我们党的战略决断，是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社会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很快超过1万美元、城市人口比重将很快超过60%、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的国情不会改变。此外，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要采取超常规振兴措施，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不能落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进一步调整理顺工农城乡关系。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源条件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短板，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要积极又要稳妥，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上精准供给。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振兴乡村，首先是对这些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呼应。每年春节前后，会有很多城市精英返乡，面对乡村的发展现状，他们有很多感慨，这几年新媒体流行的乡愁文章，就是在抒发人们对城乡之间巨大落差的感叹。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有些地方的乡村的确在衰败，老龄化、空心村、空心屋等问题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这次提出要振兴乡村正是对这类现实问题的一个回应。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相应部署。十九大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具体到农民，就包括农民自身、或留在农村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他们要吃饱穿暖，有一个好的环境；此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上学、看病、养老等，都要逐步与城市看齐。不仅农村自身有新的需求，从城市角度来看，城市对农村也有新需求。以前农村供给城市足够的农产品，让城市人能够吃上饭，吃上蔬菜水果、肉蛋奶就行了，但现在城市希望农村在提供物质产品以外，还要提供生态产品，要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甚至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好场所。因此，此次提出振兴乡村也是适应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阶段要提出用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乡村振兴主要是针对现在的问题，对现实生活各方面的新变化、新需求，在发展战略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反映。

 

    经济网：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改革。如何通过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呢？

 

    陈玉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时间节点与第二个百年战略构想高度契合，既稳定了农民预期，又为届时进一步调整完善农村土地政策留下了重要时间窗口。这是重大决策，彰显了中央坚定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决心。推进三权分置改革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土地承包“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回应了社会关切，满足了土地流转需要。要按时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三权分置”多种实现形式，真正让农户的承包权稳下去、经营权活起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标就是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抓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把集体家底摸清摸准。稳步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范围，推广实行股份合作制成功的经验做法。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提高农村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多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总的方向是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形势，以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核心。主要是改革完善财政补贴政策，优化存量、扩大增量，更加注重支持结构调整、资源环境保护和科技研发等，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农村改革从来都是具体的，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和蓬勃创举。农村改革近40年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由农民创造并形成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村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农村改革的定盘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研究调整。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在农村改革上下功夫。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以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标，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实现农村长治久安。

 

    经济网：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体如何落实呢？

 

    陈玉荣：对于研究“三农”领域的人而言，这是十九大报告与以往报告的最大差别。首先，农业现代化很容易把人的思维只限制在农业领域，而十九大报告里面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是说不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也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它把领域拓宽了。以往一谈及三农问题，更多的是说农业，而这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广义地说还蕴含着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也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现代化。尽管十九大报告没有这么强调，只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将农民现代化也纳入其范畴之中来进行理解。其次，十九大报告也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要求。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次提的五句话20个字总要求跟这次提的五句话20个字总要求相比，这次的内容明显立意更高，内涵也较为丰富。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这次则变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总要求的文字内容有了一些新变化，诸如用“产业兴旺”替代了以前的“生产发展”，用“生态宜居”替换了“村容整洁”，用“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给人的概念就是农业生产，就是发展农业，这次讲“产业兴旺”，是指农村整个产业体系，包括三产融合，都要全面发展。“村容整洁”就是农民的房前屋后要整理得干净些，但“生态宜居”不仅对村庄的生态环境有更高要求，而且也要求整个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整个农村的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另外，就是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让城里人有一个好的休闲去处。从这些角度来讲，生态宜居要求是很高的。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根据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的文字顺序也有所调整，原来居第二位的“生活宽裕”调整为“生活富裕”后放到了最后。生活宽裕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之一，到现在12年过去，农村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农民收入长期快速增长，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农村的水、电、路、气、危房改造等，这十多年国家也投了大量资金，最近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各地都有好的做法和典型，有些地方的农村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次提出的新的农业农村发展总要求，是在过去十多年实践和新农村建设 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高的、面向未来的要求。

 

    经济网：陈博士，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气的兴旺，从目前来看，农村地区人口外流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一号文件对于怎么能够把人留住提出哪些政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才作为支撑，文件对于人才下乡又有哪些部署？

 

    陈玉荣：无外乎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培养乡土人才，比如我们现在在实行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个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主体，也是经营主体，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所以这是一个渠道、一个办法。另一个方面，要加强农村专业实用人才的培养和培育，要发挥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我们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现在都有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能够为农民、为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生产经营服务，还能够进行知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光靠我们还不够，要畅通城市的人才管理、技术下乡这样的渠道，通过人才下乡这样一个机制和渠道来为乡村培育人才。还有，我们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公职人员到乡村任职。现在很多地方第一书记在派，这还是派的，有的自己可以任职，你可以去任。这样一些办法也是可以吸引城市的人到农村去的。还有我们要创新人才的培养培训机制，一个是要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使用好人才，还有要给人才下乡一定的激励。他没有积极性，不愿意到那里去，他去了也留不住，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经济网：刚才说到了人的问题，有了人气和人才的支撑，资金的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件提出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有怎样的规划？如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投资能落到实处？

 

    陈玉荣：我们提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的创新，形成“财政资金优先保障、金融资金重点倾斜、社会资金参与建设”的这样一种投资格局。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就提出从这样几个渠道来加大乡村振兴的资金支持。首先，财政，你要优先保证，要优先支持乡村振兴投入。第二，金融，金融资金，其实我们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尤其是金融资金。我们那么多的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我们要采取一些政策，鼓励他们去下乡，然后投资农业、农村，来支持乡村振兴。第三，拓宽融资渠道。除掉财政资金优先保障、金融资金重点倾斜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渠道的资金。这些资金我们通过一些杠杆的政策，通过一些其他的鼓励政策来吸引社会资金、工商资本投资于农业、农村，来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资金支持。

 

    经济网：谈及精准扶贫问题，到2020年就剩三年了，任务很艰巨。您认为是否能够顺利实施这个目标呢？

 

    陈玉荣：这个问题是这次十九大报告里面，跟三农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2020年要一个不掉队，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都要摘帽。从最近这两年精准扶贫的进度来看，我们应该坚定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从十八大到去年，这四年间已经解决了5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现在还有4000多万。这4000多万贫困人口，具体分两种情况：有劳动能力的，通过产业扶贫能够脱贫；还有一部分是今后要通过社会保障兜底的。现在农村有低保制度，低保制度如果与精准扶贫的政策衔接好，如果能做到应保尽保，仅靠低保就能够对他们兜底。当然，我们并不会满足于这个标准，贫困人口处在低保水平上是不行的，希望通过产业发展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还是会有办法、有能力的。以我的理解，现在的精准扶贫其实是在想办法让尽可能多的扶贫对象过上比低保更好的生活，否则就不用精准扶贫，大家吃低保就可以了，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但我们不希望许多人长期处在低保线上，只是在通过产业发展还发展不起来时，能够通过低保让他们先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残疾人，也还是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我们希望通过发展产业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认为精准扶贫主要就是产业扶贫。之所以强调产业，是因为只有产业扶贫，才能让他们长期、可持续地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地方发展产业确实有困难，我们就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例如通过国家的生态建设项目为贫困农民提供生态养护的公益性就业岗位，让他们获得稳定收入。如果遇到某些地方没有生态公益性岗位，自己发展产业又发展不起来，我们就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即把国家的扶贫资金、扶贫资源分给贫困人口。但贫困户的个人发展往往受限，这时候像合作社这类可以良好发展以获益、却又没有资格享受到扶贫资金的，就可以把扶贫资金分记到贫困户头上，然后资金由合作社或带头能人使用，最后再将资产收益返还给贫困户。如此就让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来了。这也是产业扶贫一个很好的方式。十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新农村目标都是在讲农村的一般水平，在平均数下还是有一部分人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所以不可能是齐步走。现在我们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有一个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新要求，以及更高的目标，即新的五句话20个字，它讲的是平均发展水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贫困人口统计，包括精准扶贫的工作部署都是针对农村，没有涉及城市。现在的贫困人口都是专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多少万是指农村贫 困人口，剩下4000多万是指农村贫困人口，派出的扶贫工作队也都是去往农村。城市里现在有低保制度，其他的还尚未论及。因此，我们建议在2020年精准 扶贫任务完成以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应该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新调整，我们建议城乡统筹，城市、农村贫困问题一起考虑。但这是下一步的 事情了，十九大尚未涉及此事。

 

    经济网：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其意义何在？

 

    陈玉荣：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这是报告有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二大亮点。我认为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距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已差不多10年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作为改革任务之一。最近这两年，有关部门就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到底如何落实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十九大报告提出“再延长30年不变”，可以说是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1984年全国普遍实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后，中央提出土地承包关系15年不变。在1993年第一轮承包即将到期时，中央为了让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宣布第一轮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所以，那个时候把“30年不变”理解为一颗定心丸。第二轮到期的时间点为2028年左右，现在宣布第二轮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不变，是再次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长久不变的改革任务后，社会上对“长久不变”到底怎么理解的讨论比较多。有人认为“长久不变”就是不变，就是永久，有人认为长久不变还得给个年限，比如70年、90年，各种意见都有。这次中央定调30年不变，我认为是延续了第一轮承包到期以后第二轮延长30年的做法，再次延30年，这样既避免了各种纷争，也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和连续。二是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留下空间。确定为延长30年，而不是延长70年、90年，这“30年”不是随随便便定的，我认为是有深刻寓意和深远考虑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确定为30年，是为了同我们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点相吻合。30年我们能看到足够多的变化，比如未来30年整个乡村的变化、城乡人口的结构变化，包括农村自身的人口结构变化，农民的就业结构、农民的收入结构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未来的土地制度，包括“三权”分置制度还会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完善，所以要为未来的发展和完善留下足够的空间。如果宣布70年不变、90年不变，这70年、9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不知将要发生多大的变化，客观现实会有大改变，实践基础会有大改变。定为30年，则既达到“定心丸”的效果，又为未来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农村土地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留下空间。不能把话说满和说早，捆住自己的手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的，“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再研究新的土地政策”。

 

     经济网：《意见》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提出要探索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是否意味着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将有突破性进展？文件提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陈玉荣：首先，三权分置是在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在一些地方对宅基地试点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其次，我们提出三权分置主要是要落实所有权，明确资格权，然后再把使用权进一步促进和搞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特别强调，要保障农民的三个权利，同时即便是宅基地的一些流转或者其它一些活动也好，也要在自愿、有偿、依法的基础上来进行。

 

    经济网：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乡村绿色发展，那么，您认为农村的环境问题又包含哪些方面呢？

 

    陈玉荣：这次关于乡村振兴的论述中，5句话20个字的第2句话就是生态宜居，生态宜居是我们整个乡村振兴的关键。这个生态宜居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保护好良好的生态，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宜居的环境。它们俩之间也有一个关系，就是良好的生态是宜居环境的条件和基础，所以我们这次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农村来讲，我们要把生态环境搞好，一方面对已有的污染问题进行城乡治理，同时要保护好良好的生态；再有就是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既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能够吸引城市人到农村观光休闲、旅游度假、投资兴业。

 

    经济网：针对目前化肥农药、工业排污等对一些地区的土壤和水体造成的严重污染，您认为新时代应如何确保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呢？

 

    陈玉荣：“污染”跟“绿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工业产能过剩，钢筋水泥存在去产能问题不同，目前中国农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源环境透支问题。我们的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这根弦是要绷紧的，不敢说农业存在产能过剩，但在目前我国农业的产能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农业虽不存在过剩产能，但是存在透支产能。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已经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改革的范畴中。有关部门对化肥和农药的减量、重金属污染耕地的治理、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等问题开始探索解决办法。下一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随着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社会对生态产品的需要将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就会倒逼我们回过头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治理农业产能中不健康、不可持续的产能。中办、国办近期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其实就是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要确保食品安全、粮食安全，推动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应从两个角度入手，分别是约束、激励。约束，是要健全法制和规章制度。对诸如不规范使用化肥、农药，违规超采地下水的行为用规章制度进行约束。激励，则是要建立一个让农民采取绿色生产方式的内在激励机制，形成内在动力。如果农民按照新的方式发展，就能拿到更多好处，他会自觉自愿地发展绿色农业，采取绿色生态导向的生产措施，这是一个内在的激励机制。我认为要建立内在激励机制，还需要靠市场，要让农民按照绿色生态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这样他才会采取这种生产方式。如何才能让一个好东西卖上好价钱呢？首先是品牌问题，即要帮助农民培育品牌；还有就是营销渠道，要为绿色生态产品建立一个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顺畅流通体系，这样就能够消除消费者与生产者信息不对称的状况。现在城里面的消费者多数有购买力，他们肯定愿意多付点钱吃上更好、更安全的东西。要消除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再造流通业态、产业形态，也就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特别是发展新业态，如电商，甚至合作社等。现在发达国家流行农夫集市、社区支持农业，通过地产地消这样一些新业态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让消费者为优质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生产者也就更有生产积极性。在某些措施上还需要国家补贴来撬动。采用绿色生态的生产措施的早期阶段，市场认可度不高，成本较高，生产者缺乏积极性，这个时候就需要财政补贴来引导。我们提倡建立“绿色生态”导向的农业补贴体系，这两年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调整，下一步应加大这一领域的补贴力度。还有一个利好信息就是绿色生态领域的补贴多数是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不受限制。它与干预市场价格的补贴不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网：文件的第十二条：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一条例的制定意味着什么？

 

    陈玉荣：首先，研究制定这个文件，使得我们党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而且也更加的具体和明确了。这个条例主要是要把这些内容通过条例的形式明确下来。比如党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原则要求是什么，工作范围是什么，这些内容；还有我们领导的对象是什么，主要的任务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机构设置和职能来进行领导。我们通过制定这样的条例，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或者法规的形式把这些内容都明确下来，就使得我们党的领导、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具体而又明确，而且又可以操作、可以落实。

 

    经济网：除了这个条例，其实文件中还提到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玉荣：首先，这么多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们进行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围绕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探索实践。我们要搞这个法，实际上就把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化、法制化，这是一个作用。

 

    第二，我们现在讲要依法治国，我们要实现治理有效，也要依法治村；依法治村必须有法，所以我们制定这个法律就使得我们的乡村振兴有法可依。第三，我们有了这个法律就使得我们的乡村振兴有了法律的保障，有了制度的保障，不是说今天干了明天不干了，有钱就干没钱就不干了，或者多干了少干了，就有这个法律依据。所以我们制定这个法有这样三个功能。

 

    经济网：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要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请陈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陈玉荣：首先，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是有一定区别的。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战略除了会议部署、文件安排外，还要制定乡村振兴的方略和规划，并且是国家战略规划。其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把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以及到2022年我们二十大召开时的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确定下来。另外，要把整个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具体的政策措施细化、实化，而不只是主要的原则，这是规划要做的事。第三，通过规划，我们可以部署重大的工程、重大的计划、重大的项目等，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乡村振兴在操作上，更有把握性。

 

    经济网：再次感谢陈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介绍我们的专访，并且能够把中央一号文件解读得如此详细，谢谢。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三农热点问题的关系和支持，再见！

 

    陈玉荣：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