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古堰、画乡，一江之隔，遥相辉映。古堰画乡景区就这样跨江而成，缀连起浙江丽水的堰头村与大港头村，宛如镶嵌在八百里瓯江沿岸的一颗明珠。

　　堰头村，村以堰名，千岁高龄的通济堰、古樟、石函，与世代村民一道诠释着天人合一的密码；大港头村，村以画兴，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这方水土的“丽水巴比松”画派，以丹青晕染现代乡村的魅力。

　　2006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古堰画乡调研，对这里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模式给予肯定，称其“促进就业，还能培养人才”。

　　从古意悠长的堰头驶向时尚潮涌的大港头，仿若时空穿梭，在江水的导引过渡中，古与今交融互动、挥洒舒展。如今，古堰画乡的秀丽风景和人文韵致，吸引各方游客纷至沓来，新乡人鱼贯而入，新业态争相涌现，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丽水市古堰画乡一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方堃 摄

　　发乎于心，见之于行。习近平同志对历史和文化的敬重、关注和思考一以贯之——

　　在正定，他富有前瞻性地确定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修缮还原古寺、古碑，让正定成为一座“有记忆的城”；

　　在福建，他提出城市建设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强调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在他的支持下，三坊七巷、三明万寿岩遗址等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

　　在浙江，他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要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他心系良渚等遗址和非遗保护工作，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烛照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更是遍布大江南北。他到访过100多处历史文化遗迹，就文物、考古、非遗等作出170余次重要指示批示。

　　从一域到全国，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许多重要观点和论述，都能在浙江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谋划和实践中找到踪迹与伏笔，其核心要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强调，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高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2005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搭建起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文化在发展全局中的作用出发，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论断：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推进力度。

　　沿着习近平同志擘画的文化大省蓝图，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万千乡村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蝶变，演绎出一个个人文经济学的生动样板。如今，行走在浙江乡村，有旖旎唯美的自然风光，更有“一步一文化”的独特韵味，处处是风貌各异、神形兼备的新村图景。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一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之江大地，试图在追溯乡村文脉、追寻发展路径、追觅模式经验中，学访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乡村的源与流，解析以文兴业富村、以文润心亲民的密钥。

　　溯源

　　一江碧水，从新安江之源头，到富春江之中流，再到钱塘江之大潮，在天地间走笔一个“之”字，挥毫出万千气象；浙东运河，肇始于春秋，鼎盛于唐宋，今时成为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更成为一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展示长廊。

　　大江与大河，作为古代重要水路动脉，迎来送往无数的商旅辎重，汇通亿万百姓的财富梦想，更印刻着人文沉浮，浓缩着精神肌理。千百年来，她激越着东南重地的人文气韵与经济脉息，为今日的“诗画江南、活力浙江”铸魂立基。

　　把时钟拨回本世纪初，习近平同志曾用“一个烦恼和多个烦恼”指出当时浙江所面临的困境。他在多个场合讲过：多年来，我们被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么一个烦恼困扰；现在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就会产生多个烦恼。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文化。

　　彼时的浙江乡村又是何种模样？金华市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原村委会主任朱玉堂忆起其中一个截面：“过去，我们以水晶制品闻名，是被下游各地投诉的‘环境最差县’。河流有黑有白，老百姓都叫它‘牛奶河’。”

　　何止新光，何止浦江。“起早贪黑赚钞票，垃圾堆里数钞票，躺在医院花钞票。”这句顺口溜，形象折射出当时浙江乡村普遍面临的“共同烦恼”。

　　2003年6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从生态起步，又不止于生态。在推进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达到完美的结合。

　　廿载接力不辍，廿载旧貌焕新。青山绿水回归了，乡村化身令更多城里人向往的“诗和远方”，乡土文化不仅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衰落，反而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独具价值的资源。

　　如今再回新光村，一条茜溪清明澄澈、环绕村落。作为浦江最大的清代单栋古建筑，润德堂不仅留住了古韵，还引来许多年轻创客，一间间小屋里陈列着树皮画、雕刻技艺等非遗项目。在天井院里，人们边喝咖啡，边欣赏民谣歌手的低吟浅唱，思绪在古今映照中游走，好不惬意！

　　新光村廿九间变成年轻人的聚集地。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摄

　　高起点上再出发，乡村文化发展走在前列的浙江又率先提出建设“人文乡村”。11月11日，浙江省委常委会听取了《关于人文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起草情况，提出要以文化为引领，以村民为主体，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投入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力量。

　　何为“人文乡村”？从文明形态看，人文乡村是以敬畏的目光，深入发掘农耕文明的现代价值，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贡献乡村力量；从发展阶段看，人文乡村是新时代推进“千万工程”再深化，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范式；从内涵特征看，人文乡村旨在通过挖掘乡村人文资源，发展乡村人文经济，从而建设环境优美、经济富裕、精神富有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

　　廿载初心始终，廿载万村嬗变。浙江的实践证明，乡村发展中，文化是关键变量，是深层次动力，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无数乡村新景全面且深刻印证着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之于全局发展意义的思想伟力。

　　赓续

　　“萧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千年前，范仲淹来到桐庐，有感于风物之美，《萧洒桐庐郡十绝》一挥而就，勾勒出这座小城的超然逸趣；千年后，“潇洒桐庐”已积淀为代表一城文旅的独特标识，生长出蕴藉古今的卓然风姿。

　　在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芦茨村，外来媳妇李梅经营着一家民宿。“古人因为仰慕严子陵，来这里隐居，写诗填词；现在人们来此也为了‘放空’，只不过抒发方式变成了朋友圈打卡。渠道变了，人们追求理想境界的精神内核没变，这也是我们做民宿的重要定位。”李梅有感而发。

　　从悠远的历史长河中走来，之江大地星罗棋布着无数个闪亮的文化坐标。数万年前建德人的文明足迹、万年前上山文化的稻米起源、五千年良渚遗址的神秘瑰丽……文明的种子在山的庇护、水的浸润中生发星火，点亮了中华文化的黎明。

　　“赓，续也。”时代更迭，浙江水土涵育出的文化因子，不断萌生新枝。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重获生机。

　　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因水得名。千余年前，深澳先人用智慧建造了四通八达的地下水系网，满足了世代村民吃水用水的需求，被称为“江南坎儿井”。千年之后，木龙香坊制香师王宁与表哥涑南选择扎根这里，所看重的就是这流动的活水。“水是香药和合的媒介，上好的水质恰好满足了制香需要。”王宁说。在深澳，有70余名像他一样的非遗匠人、手工艺人生活于此。盘错交织的小巷中，处处藏着人文惊喜。

　　赓续，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作为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省份，浙江已实施12批次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其资金主要用于修缮保护古建筑，在“修旧如旧”基础上，延续古村落原始生命力。

　　10月下旬，松阳县陈家铺村正值“晒秋”时节，小山村被明丽缤纷的丰收色彩笼罩。远看，陡峭的悬崖与依山而建星星点点的民居遥相呼应，途经的每家小店都别有洞天。将古民居创造性转化为承载年轻业态的空间，是松阳“拯救老屋行动”的成果之一。全县100多个传统村落，既保留外部夯土墙粗糙、质朴的原生态况味，又赋予内部以时尚、舒适的新潮流格调。

　　图为丽水市松阳县陈家铺村一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方堃 摄

　　赓续，也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就特别重视非遗保护工作，2005年5月到6月，他在28天时间里作出6次批示，强调不能“造成文脉的断裂”，当时就传为一段佳话。

　　龙泉青瓷博物馆前，立着一块普通的景观石。石上镌刻的“关怀石”三个字，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诉说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的一个故事——

　　彼时的龙泉是个山区欠发达县。习近平同志到当地调研时，得知龙泉窑枫洞岩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现有博物馆却无法容纳出土文物。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新博物馆建设项目随之启动。不久后，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千年窑火”得以永续延绵。

　　每一个古村落，每一栋古建筑，每一门传统技艺，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容器”。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下，浙江的非遗保护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全国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浙江所占数量都是全国第一。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浙江在非遗资源的整理、发掘、记录、保护上，起步早、做得实。时至今日，“非遗保护看浙江”已是业界共识，为全国非遗保护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今天，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富有生命力的实践在浙江早已根深叶茂。

　　铸魂

　　“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

　　最近，永嘉昆剧团的75周年庆促成全国8大昆剧院团的聚首，好戏不断，精彩连连。20多年前，可不是这番光景。彼时，全国有6个半昆剧团，永嘉只能算半个，队伍不齐，行当不全，剧团命悬一线。正是习近平同志2005年到温州市永嘉县调研时的直接指示与关心，才让永嘉昆曲柳暗花明。

　　如今这场戏在瓯越大地唱“活”了。近两年，当地创新推出小剧场式特色文化礼堂，倡导“时时有演出，时时有观众”，开放互动观演空间，构建起一套常态长效的社会化运营管理机制。温州有戏，戏聚礼堂，成了闪亮名片。

　　作为浙江农村文化阵地的“金字招牌”，文化礼堂自2013年推出至今，已建成20511家，实现了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10多年来，文化礼堂发挥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丰富文化服务供给载体的重要作用，成为农民群众最愿意去的文化阵地。

　　浙江省三门县桥下村文化礼堂。新华网 图

　　文化振兴被称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乡村之“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都反映在村民的生活状态里，投射在村民的行为举止中，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一地的精神气质。

　　“浙”村之“魂”从历史中走来，“浙”村之“魂”因时代而赋形。她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酝酿发育，积淀为参天地、赞化育的农耕生态智慧，构筑着一代代人恋慕乡土的精神世界。百年前，嘉兴红船启航，党与农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探索发展乡镇企业，以农民为主角的富民史彰显了“义利并举”的浙商气度；“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千万个美丽乡村书写出中国乡村变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历史着笔，挖掘利用历史资源，增强文化自信。每年立春日，在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梧桐祖殿内，传承千年的“九华立春祭”都会如期举行。“村民们每年主动回村参加仪式，我相信，立春祭一直会以本土本色本真的面目延续传承。”九华立春祭区级非遗传承人吴海根说。一次次虔诚的祈愿，传递着世代村民对风调雨顺、岁稔年丰的朴素愿景，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表达。

　　从现实出发，解决群众普遍关切，凝聚向心力。移步至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的“后陈经验”展览馆，村党支部书记陈军回忆往昔道，改革开放鼓起了村里的“钱袋子”，村干部挪用公款的事却时有发生，破坏了干群关系。2004年，后陈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让每一笔财务支出都有据可查。全体村民充分参与治理，村“两委”重新赢得信任。

　　从硬件入手，创设群众“放下筷子就想去”的公共文化阵地，妙在柔软处。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出高人气的“李家播报”品牌，成为村民身边讲村事、普政策的“新闻联播”，用方言土语讲明白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等“大道理”，村民亦可“播报”自家难事烦心事，村干部现场解答和领办，化矛盾于微澜中。

　　从制度落实，保障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细化落地，妙在章法里。《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出台后，浙江显著加大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尤其注重农村这一短板，逐渐搭建完成省、市、县三级（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如今在浙江乡村，即便是最偏远的山区县，也有来自文化礼堂的欢声笑语；800余家乡村博物馆延续着乡村文脉，还以此为载体推动农文旅融合，成为备受欢迎的“打卡点”；“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俨然人们的精神“充电站”，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留住根，记住魂。越来越多的村庄和村民正享受到为乡村“铸魂”带来的“红利”，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又反哺回来，为这片土地注入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点。

　　德风

　　走进位于浦江县郑宅镇被称为“江南第一家”的郑义门，廉政馆里的电子大屏上正在放映一部动漫作品。其由郑氏家族的168条家训改编而来，憨态可掬的人物形象，轻松诙谐的故事情节，让相对枯燥的廉政和家风教育更加接地气，村民和游客到此都会驻足观看。

　　家训中的古语，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一方百姓。子孙后代还以此为蓝本，去粗取精，设计出一套“家风指数”体系。每次考评后，全村前5名家庭会被授予牌匾，悬挂在醒目位置，树为榜样。如今，“家风指数”体系已在浦江全域推广。之所以管用、好用，本质上源于家训家风蕴含的传统道德观及其内含的文化基因。

　　“江南第一家”。浙江日报 图

　　何为德？或曰人之道德自觉与追求，或曰中华文化的人文走向，或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执政观。总之，它烙印在民族性格中，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何为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风的意象可以延伸至风俗、风气、风化，以润物无声、浸润心灵的姿态融进礼仪教化之中，化为政治理想表达。

　　二者相合，便孕育出符合我国现代乡村村情民意的治理方式——德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

　　德治，从传统道德观念中走来，向着与现代乡村治理的互动和共鸣走去。其并非不接地气的空想，也非直接照抄的翻版，而是适于我国乡村“熟人社会”特色的合宜选择。

　　如何让“德”从“无形之德”，转化为“有形之德”，为基层治理提供方法路径？浙江各地的思考耐人寻味，实践值得借鉴。

　　以德立德。“君子德如风”，选树民众身边的道德榜样。敲锣打鼓戴红花、门口挂起好人牌、村里宴会坐主桌……照片中，村民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笑容，仙居县皤滩乡山下村党总支书记方天红介绍：“这些都是村里评选出的‘好婆媳’‘好学子’‘慈孝之星’‘绿色家庭’。礼遇虽小，但很能激励村民。”近年来，仙居县实施“好人好样”村风行动，以礼崇德，以小礼遇激发村民高价值感。

　　以德解惑。软约束与硬制度并行，有张有弛推进乡风文明。软约束彰显以和为贵，通常由村里有威望、有资历的村民担任调解员。在桐乡市，“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扰，就找道德评判团”，已成村民共识。道德评判团用评理、劝说等“软”方式，帮助村民疏解烦忧。硬制度则偏重立规定矩，以村规民约、“诚信红黑榜”“村民道德负面清单”等机制，给村民划定“红线”，树立规则意识。

　　以德报德。让有德者有所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为正能量“站台”。杭州市萧山区15年前就推出“美德萧山”，已累计归集美德档案1.7万余件，今年更是全域推广“美德工作室”，多从事公益活动、多参与村庄治理等等，皆可存入“美德银行”。德善积分越高，可享受的贷款利率就越优惠，有效激励村民善举善为。

　　乡土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从己向外推，形成“差序格局”的社会范围，由孝、悌、忠、信等道德要素维持着。浙江深谙此道：充分发挥蕴含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道德规范独特作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从而让道德之风在乡村劲吹。

　　利民

　　翻开《之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一文中指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

　　越剧《新龙门客栈》一票难求，游戏《黑神话：悟空》现象级“破圈”，被称为“中国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书写奇迹……之江大地上孕育的文化精品，迸发出的文化现象，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交融共生，人文经济学照亮了强村之路。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重要课题。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人在其中怎样发挥作用？深挖浙江以文化赋能乡村、富裕农民的经验，可以寻得蕴含其中的方法论。

　　重文化禀赋之“本”。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保护区——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小鱼塘明镜般点缀在梯田间，塘中有鱼，鱼促稻长。鱼儿以食用稻花、杂草、害虫为生，鱼粪又可肥田，循环农业的智慧绵延至今，并生发出新的经济价值。从稻米、田鱼的量产，再到农产品“漂洋出海”，从探索研学，再到开发稻鱼文创、农遗旅游线路，“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成就山区共富引擎。

　　借文化旅游之“势”。在武义县王宅镇花田美地景区，“多巴胺”配色的花海一望无际，茶园层叠起山峦绿波，村民在不远处的田里翻土耕作……“这里的每处设计，都是与乡村风光和谐共生的产物，希望游客能在此得到身心完全的放松。”归乡人赵银锋有着浓重的故土情结，对一手打造起的景区充满感情。开园当年，这里就吸引游客300万人次，营收超5000万元。

　　循文化创新之“法”。超过8000名艺术家常态化参与“艺术乡建”，小小村庄迎来了各有所长的“文艺村长”。衢州柯城区余东村，仅靠农民画和文创产品，年均产值就超2000万元。坐落于金华市婺城区长山乡的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将憨态可掬的“两头乌”衍化为IP，令人流连忘返。挖掘文化内涵，讲好“土特产”故事，提升品牌附加值，成就了浙江高效生态农业的新增长极。

　　之于村，文化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浙江1338家非遗工坊，带动就业近92万人；去年，全省休闲农业接待游客1.9亿人次，营业总收入471亿元；今年以来，“土特产”全产业链实现产值2037.6亿元，带动415.1万人就业，人均增收1.8万元。浙江藏富于民，农民人均收入去年突破4万元大关，连续39年冠居全国各省区。

　　之于人，文化新潮成为招引人才的利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帮年轻人将咖啡馆办在了废弃矿坑旁，最高一天卖出8000多杯。眼下，全市有近600家“村咖”，带来巨大流量。青年入乡兜售美丽风景的同时，也温暖治愈着游客。今年，浙江引育乡村文化艺术、乡村农旅发展等“十路”人才，构建乡村人才矩阵，服务乡村文化场景打造、文化品牌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

　　从历史上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到今日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互动、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浙江人民求真务实、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最终凝结为“浙江精神”，长久滋润着人文与经济的脉息，涌动活力，又澎湃生机。

　　重塑

　　今年9月新学期伊始，当七年级学生翻开崭新的人教版历史教材时，会发现第2课《原始农业与史前社会》中，加上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相关内容。看似简单的改动，却是我国农业起源史上的浓重一笔。上山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的稻作文明史前推至1万年前，成为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历史节点的重要见证，这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在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的上山遗址博物馆内，迎面照壁上写着习近平同志“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重要指示。遗址的主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指引人们来到一颗特殊的米粒前。透过放大镜，能清晰看到其被炭化的表面所呈现的粗糙痕迹。

　　图为金华市浦江县上山遗址博物馆内一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方堃 摄

　　这粒米昭示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先民们走出洞穴，在平原驯化和种植水稻，过上了定居生活，为后来农耕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万年后的中国乡村，同样经历着一场伟大变革，“千万工程”从生态落子，由浙江起步，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由表及里重塑着现代乡村新形态。

　　在松阳县横溪村大木山茶园，端居茶室，一杯清茶、几块茶点，品咂一口便能消乏解困；远眺茶园，年轻人三两结伴，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茶园中恣意骑行。目前，大木山茶园年接待游客超65万人次，建成茶主题民宿60余家，去年收入超800万元。

　　万年农耕文明依然闪耀，且更具当代价值。除了继续发挥为全国人民填饱肚子的生产功能，乡村的生态保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更加凸显。人们来到乡村，找寻精神故土。乡村幻化为人们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栖息地，放飞心灵的“桃花源”，纾解乡愁的向往地，返璞归真的治愈所。由此，城乡间实现了价值互补，和谐共生。

　　一条富春江，一片水杉林，如同天然“玄关”，让仅距城市10公里的桐庐县梅蓉村，拥有了远离尘嚣的静谧。每到周末，来“遛娃”的家长，赴山水艺术季的艺术家，打卡“网红咖啡屋”的年轻人，使村子满溢着时尚与活力的气息。文化塑形后的乡村，于灵魂深处释放出令人神往的吸引力，就如同饱读诗书气自华，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这种自信不仅存在于城与乡的对照中，也展现在中与外的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自信的乡村带给人们的普世情感体验也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重要内容，而这些人文村庄也正在成为国际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今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10月1日，一场中法两国油画作品展在古堰画乡艺术中心掀起盖头，来自法国画家的油画作品《美丽的瓯江》被悬挂在显著位置。作者多年前来到大港头村，眼前瓯江帆影、青山为邻的自然景观给了他深切触动，于是留下了这幅作品。而本土的丽水巴比松画派，与久负盛名的法国巴比松风景画派也有着“神交”：虽地域不同，画作中对恬淡乡野的描绘，对自然的热爱却出奇一致。

　　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在中外艺术家笔下找到了共鸣。这一簇簇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共鸣，也温暖着漂泊在外的海外华侨。他们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为乡村文化出海搭建起一座座跨越山海的桥梁。

　　千年来的农耕方式，早已沉淀为一个个具有标志性的精神文化符号。孕育于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鱼灯舞，就是其中绚丽的一枚星光。今年2月8日，除夕前一天，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来自中国的青田鱼灯正欢快畅“游”，与民众共舞。有青田华侨的地方，就有鱼灯舞。如今，随着物流更加畅通，就连杨梅这一时令鲜果也能跨越远洋，直抵华侨餐桌，以解思乡之苦。

　　文化的穿透力，让中与外、城与乡之间的界限、隔阂，甚至冲突逐渐消弭，和合共生，也让乡村的价值得以重塑。

　　进路

　　“没想到在村里还能看到‘国宝级’作品，这幅画里的富春江美景和农耕图，太亲切了！”10月末，在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的文化礼堂里，村民王荣华在一件件大师画作中找到情感共振。

　　这场画展所展之作均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的精品，在文化特派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设计艺术系副主任李承华的牵线搭桥下，最终亮相在村民面前。高水准的文化活动加上“泥土味”的乡村空间，这种极具反差的体验毫无违和感，反倒让人耳目一新。

　　桐庐县富春江镇芦茨村。桐庐县委宣传部供图

　　今年4月，浙江启动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定期两年时间，为繁荣乡村文化想点子、找资源、塑品牌。如今，省、市、县三级派出的1500多名文化特派员，已在浙江的广袤田畴耕耘，融入乡村、施展才华，带动激活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表达。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浙江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如何担负？从20年前开启文化大省建设，一系列规划、行动、项目从未止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文化建设“186”行动、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文化特派员项目……一项项举措接续发力，落地有声。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和探索者，浙江的经验和思路带给我们哪些启发？

　　古与今的通变——

　　如果站在历史的时间轴上，会发现没有某种文明或文化现象是突然诞生的。从数万年前的“建德人”到万年上山文化，从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再到五千年良渚，每一种文明背后，都有相似的文化基因在支撑，但又有着创新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由此，我们看到，浙江一以贯之注重提炼文化基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且致力于文化创新发展。

　　在保护乡村文化方面，浙江连续12年持之以恒推进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旧的文化空间保留住了，新的文化内涵便有了拔节生长的“根”与“魂”，继而新的文化形式、文化产品，也就有了可以附着的空间载体。

　　在创新文化表达方面，浙江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道把握得炉火纯青。既不泥古不化，完全沉溺在故纸堆中，也不亦步亦趋，完全被现代潮流文化所取代。在踩准时代脚步的同时，让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时尚化、国际化地表达。

　　虚与实的协调——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一虚一实相协调，构筑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经济发达的浙江，文化也走在前列，印证了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强大支撑力，而且，文化本身也是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浙江自古以来“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事功思想，也在新时代的答卷中熠熠闪烁。文化建设如何虚功实做？浙江的解法是找准载体，通过空间、品牌、项目，让看似虚无缥缈的文化变得重若千钧。

　　空间载体上，2万多个文化礼堂让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4万多个农村文明实践站，进一步夯实新形势下宣传、教育、引领和服务群众的阵地。它们或许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却实实在在满足了村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品牌载体上，省域层面的“浙江有礼”，来自各地的“善文化”“慈文化”“德文化”等文化品牌各美其美，折射出的是善治风尚与营商环境。依托共富工坊、“土特产”、农遗良品、农文旅IP等品牌打造，乡村文化附着于实体经济，创造出新的经济形态和价值。

　　项目载体上，将不易量化的文化建设拆解为具体项目，变零敲碎打为一体推进，从而上下贯通、有的放矢。比如乡村文化特派员制度要求以项目方式嵌入乡村，上有考核标准，下有支撑平台，使得这些人才涌入乡村后，有用武之地，可施展拳脚。

　　人与文的交响——

　　乡村文化建设，为谁建设，谁来建设，为何建设，答案都指向人这个主体。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曾深刻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在浙江乡村文化建设的交响乐中，以村民为主体始终是基调。从文化挖掘的角度出发，深度编织乡村记忆，需要有村民参与，才能形成完整链条；着眼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除了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为村民社会交往、情感维系、化解矛盾提供平台和方法，通过柔性的文化植入，让民心更凝聚、乡风更文明。无论是古堰画乡保留原住民、悬崖村召唤原乡人，还是戏台上、花田里放下锄头，抑或劳作着的农民，都昭示出唯有调动起村民积极性，才能永葆乡村文化生命力的真谛。

　　古堰画乡的画家在瓯江旁作画。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摄

　　而对于外来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言，亦是一场与乡村之间的“琴瑟和鸣”。他们中，有农创客、“新农人”、文化特派员、“文艺村长”、乡村运营师等个体，也有民企、国企、央企，还有各色各样的社会组织，捧着强烈的乡土情怀而来，为乡村文化“点睛”，为农民增收赋能。乡村也秉持开放包容的胸襟，接纳新乡人的到来，与他们建立利益及情感链接，以和美乡村吸引人，以人文气质留住人。

　　新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篇的这段名言背后，流传着一段“亲”“新”之辩：据《传习录》记载，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在亲民”应改为“在新民”，强调革新民众思想与风俗教化；而出生于浙江余姚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则认为，应保持原本中的“在亲民”，重在亲近民众、仁爱百姓，并通过教育、治理使之安居乐业。

　　在古人的思想交锋中，文化的价值也越辩越明。历经千年，为民、育民、教民的亲民理念在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在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得以发扬和升华。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探讨浙江乡村文化兴盛之道，亲民同样是题中之要义——

　　亲民，首要在“亲亲仁民”，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依靠农民。一项项文化惠民工程，突出了村民主体性，一处处文化礼堂、乡村博物馆等“精神高地”，让村民的精神世界有所寄托，而乡村文脉也在村民的参与、书写、创造中得以延绵不绝；

　　亲民，还在于“安百姓”，千方百计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在浙江乡村，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奏”在广袤田野中唱响，文化成为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体现，赋能产业，又高于产业；

　　亲民，亦强调“兼教养意”，在德风浸润与文化滋养下的村民，不再是“物化”的、“单向度”的人，而是能动的、全面发展的人，逐步实现“成为文化的人”的更高目标。

　　深澳村引来年轻的葫芦烙画非遗传承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摄

　　亲民之道，如习习春风，激荡起村与民的时代新变。“千万工程”这支如椽巨笔，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着墨，扩大到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变革。万千乡村的嬗变过程中，城乡格局也得以重塑，乡村不再是城市文明的“附庸”，而是平等交流、双峰并秀。而亿万村民蜕变为更具文化自信的创造者，他们接纳新知、开放包容，与几百万涌入乡村的新乡人一道，满怀信心书写新的乡村故事。

　　江河奔涌不停息，之江大地日日新。新起点上，浙江将以“千万工程”为统领，牵引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谋深做实“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打开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通道，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千万工程”进阶深化，“人文乡村”再续高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新引擎必将激荡起万千春潮，催动浙江乡村再引千帆，加速绘就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