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振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增质、要素优配等方式充分阐释生产力发展在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等领域的重要驱动作用。但受限于涉农关键性技术薄弱、城乡数字鸿沟扩大、农村空心化与新质农业人才短缺、涉农链条结构失衡与生产要素发展滞后、农村经营体制与乡村治理困境等现实，现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难以在农村地区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推力。因此，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引领，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基础，推动建立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机制，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与新质人才引进政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远景目标最终实现。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新型经营主体。

　　作者简介：罗新远，男，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光明，男，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

　　新质生产力是依托关键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培育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先进生产力[1]。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国内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学理层面探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4]、出场语境[5]、历史演进[6]、指标测度[7]等；二是从实践层面切入，从产业赋能[8]、数字经济[9]、新兴技术[10]等方面探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产业培育为根本驱动和着力点赋能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议题，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11]。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在农村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12]，为新时代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问题，实现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乡村全面振兴远景目标提供新思路。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则是着力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及其理论阐释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要素，体现了人类自身的生产过程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明确提出“生产力”概念[13]，后续对生产力概念进一步完善，将其界定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般社会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在社会发展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生产力与“粗放式”生产要素投入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具备更高融合性、创新性和科技性的现代先进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2]。”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经验，以及探索和总结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认识上实现了又一次创新与突破。深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是由以各类生产要素“粗放式”投入增长转为以提质增效、要素优配和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生产力，其内涵意蕴可以概括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增质、要素优配。

　　（一）创新驱动：发展高新科学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生产力是人类随着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发展[14]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新方向，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最显著特征，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和前提是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下农业发展要形成以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为发展基点，以涉农科技颠覆性前沿技术创新链为动力源泉，以涉农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提质增效、优化组合、生产管理创新为手段，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驱动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农业重大颠覆性前沿技术为抓手，以对农业发展全面布局规划为牵引进行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创造性变革与范围性普及除了为农村地区带来“互联网+电商”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外，这种跨区域性产业链布局还能有效破除农村区域壁垒，吸引人才和农业经营组织、科创公司、政企联合或民营领军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注入农业部门，实现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提高农业经营群体素质。新质生产者与新兴产业布局进一步降低了农业部门与农村地区发展的资金困难、技术障碍，实现科学技术等要素重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动乡村产业供给侧新变革。通过融入涉农新技术、新人才、新资本、新设备等，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动乡村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布局规划战略性未来产业，催生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资料与产业体系的创新重组与提质增效，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二）区域协调：破除区域联动壁垒赋能乡村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通过渗透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诸多生产要素中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并通过其自身与要素的创新组合与优化升级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15]。”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创造性变革与范围性普及除为农村地区带来互联网电商等新兴产业布局外，跨区域性产业链布局能有效破解农业部门因“高投低收”基本特性引致的生产要素净流出与双向流动壁垒，提升区域要素流动性与要素优配水平，提高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6]。”2024年4月22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基于数字空间自身“虚拟性”“空间性”等特征，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关键载体的数字技术利用网络空间突破城乡空间地理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科技要素、新质人才等要素交流融合，以信息化驱动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区域要素与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在新旧转换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必然的。传统农业对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内的非农部门具有基础作用[17]。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孕育新兴产业蓬勃起步，守住产业底线的同时推进新质生产力与新兴产业的稳步提升与产业融合，促进区域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城乡流动渠道，增强城乡间连接互哺与交流融合，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使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衔接，补齐产业链断点。

　　（三）绿色增质：秉持绿色发展理念赋能乡村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先进生产力发展调整优化乡村产业与能源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传统生产力发展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必然是走不长久、不可持续的[18]。“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2]。”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关键。较之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凸显出了更加强大的生态效益，由数字技术、生态循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智慧农业技术等创新形成的绿色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由以自然资源消耗与社会资本投入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转为以提质增效和绿色驱动的“集约式”增长[19]。发展方式转向要求其相匹配的劳动资料是一系列广泛应用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高精尖”设备，以此来提高新质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高效能方向转变，助力农村生态改善。

　　（四）要素优配：强化创新赋能城乡二元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20]。新质生产力并非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工具或技术，而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绿色低碳等现代元素的综合体现。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资源—空间—人口等传统生产要素组合。由于城乡间、区域内不同地区存在要素排列组合与效率差异，基于要素的单一属性与要素的空间黏性，现阶段城乡间、不同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要素流动不畅和要素配置同质化现象。新质生产力通过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平台，以跨区域调配强化要素空间流动性，在充分调动城乡各类要素资源的同时，更有利于要素组合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灵活配置。如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可以通过远程工作、移动办公等方式，实现跨区域人才调配，弱化城乡二元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不断拓展其辐射边界，促进区域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传统与新型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有利于高效整合农村与城市的诸多生产要素[21]，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弱化传统要素空间黏性、提升城乡间要素流动效率，打破要素的地理限制，畅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渠道。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制约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新思路。农村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劳动要素的创新优配实现农业科技的创新突破，及与涉农产业深度融合升级，但受限于涉农技术、城乡差距、农村空心化与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等现实问题，现阶段新质生产力难以形成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

　　（一）涉农关键性技术薄弱与城乡数字鸿沟扩大

　　现阶段涉农技术瓶颈与成果转化等问题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涉农关键性技术装备及成果创新转化问题。农业科技涉及种植、农机和农产品加工等诸多方面。其中，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农业生产最直接的生产对象之一，种业是观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先导指标[22]。在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中国种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科研和平台建设落后、国内中低端种业产能过剩、缺乏突破性大品种、种业附加值下降问题[23]。同时，我国农机装备和农产品加工、流通装备，机械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各地区农机作业水平与产业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农机与农艺缺乏统筹协调的问题突出，部分地区涉农关键装备难以满足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升级和推进品牌化、高端化发展的需求。第二，城乡数字鸿沟。高效能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与乡村地区数字基建的滞后，致使城乡数字鸿沟愈发扩大。

　　具体而言，一是城乡间数字环境差距大。《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仅占网民整体的29.8%（见图1）。城乡网民规模的显著差距是城乡数字设施建设与信息鸿沟差距的重要表现。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促使以数据为代表的新要素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传统农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但受限于乡村的地势复杂、人才稀缺、技术空白等问题，农民在获取市场信息、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信息渠道仍然有限，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需求，使得科技赋能农业增值难以实现[24]，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兴产业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转化进程面临重重阻碍。

　　图1 2020-2023年中国网民城乡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二是城乡数字需求差距大。除去数字基建等现实制约外，农民主体的主观需求不足，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阻碍。现阶段，部分农民主体受年龄与文化等自身背景影响，致使其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接受能力有限，难以使用数字技术从事自身农业生产[25]，农村数字消费与产品使用需求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数字鸿沟。

　　（二）农村空心化与新质农业人才短缺

　　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是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从农业生产者角度看，农村要发展，从根本上要靠农民的发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26]。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农村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与供给缺口愈发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空心化，乡村人口总数流失严重。

　　近年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松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城镇化的加速，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27]，农村空心化问题逐渐凸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正式跌破50%大关。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乡村人口减少1.64亿人，人口比重减少至36.11%（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减少至33.84%，人力资源不足成为乡村振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图2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第二，人才结构失衡，新质农业人才与高素质技能人才短缺。内忧乡土本源，受传统农业生产主导影响，乡村地区经年累积了大量农业生产劳动者，但受限于农村地区教育滞后与农业技术素质培训方式落后，培训项目往往强调理论指导而忽视实践操作，依靠乡村自身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很难将庞大的传统农产劳动者培养为真正懂技术、有技能、有专长的新质农业人才。外虑人才引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与经济发展落后等原因，乡村引智乃至长期留住科技人才难度较大。乡村产业创新发展受制于新质人才匮乏，人才结构失衡制约乡村产业的创新能力、市场竞争乃至产业融合进程。

　　（三）涉农链条结构失衡与生产要素发展滞后

　　涉农产业链供应链涵盖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与存储、市场流动等多个产业板块，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新质生产力是各类生产要素由“粗放式”投入增长转为以提质增效、要素优配和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农业生产关系仍受到以下制约：第一，涉农链条结构失衡。一是产业链创新链传导机制梗阻，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是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卡点”，具体表现为涉农科技成果难以实现落地增收。农业产品发展滞后的一大特征为农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形成较高经济效益，吸引资本进场，农业颠覆性创新技术是破除农业发展瓶颈、实现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点，农业创新链科技创新与产业链落地间的阻碍将直接影响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现阶段，农业产业链创新链出现割裂，农业价值链长期难以向高端延伸。二是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现阶段人们因追求美好生活而向往的高质量农产品需求和传统农业产业水平、供给水平之间的差距，使产业供给与市场脱钩[28]。第二，土地资本等涉农生产要素的制约。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与农村空心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出，农村土地等资源要素难以充分调动，且受限于农业产业投资收益率低，较少资本愿意进入乡村发展新兴产业。劳动者、劳动资料等涉农生产要素的制约与城乡二元要素市场流动的阻碍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愈发显著。

　　（四）农村经营体制与乡村治理机制建设困境

　　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经营主体“小”而分散，致使农业发展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这是由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情况所决定的。根据中国第三次农普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经营主体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8%以上[29]。中国农业经营主体集中表现为小而散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分散式农业生产，使农业技术应用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致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第二，现行基层财政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现行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收入相对较少，上层财政对基层财政的调控力度过于强硬，各级预算资金管理严格且资金调动缺乏弹性，致使财政的每笔拨款都陷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决策僵局。基层财权萎缩，镇域经济发展活力低，基层政府招商引资、培育税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下降；基层治理主体积极性差，治理能力孱弱等问题接踵而至。乡镇政府作为农村的“第一责任人”,其积极性问题已然影响着乡村全面振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在以GDP考核为核心的激励制度背景下，基层政府统筹辖区财政支出安排的权力上升，致使地方官员在未能完全掌握或忽视居民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以行政机构的名义去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势必会导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错位，严重削弱新质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基础，以推动建立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机制，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与新质人才引进政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为实践进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

　　（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乡村，强化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颠覆性核心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基于数字空间“跨区域”性以及数据要素的空间流动性和报酬递增性等特性，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催生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驱动乡村全面振兴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优化涉农要素供给，推动数字农业建设。政府要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建立涉农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学体系[30]，提高涉农创新链科研成果转化率。鼓励涉农企业和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参与涉农产业链供应链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特别是种业、农机装备和农产品加工、流通装备创新，鼓励探索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创新协同机制。重视新质生产力要素发展规划，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为数字农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同时发展农业数据模型与算法，进一步夯实数字农业基础。二是加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弱化城乡数字鸿沟。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数字乡村建设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在依托数字乡村战略下推广乡村网络和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促进城乡数字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当下级政府拥有所谓的财政“剩余索取权”时，该权利会促使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进而影响其地方发展。因此，在实施方面，市县级财政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体，要注重对辖区内产业结构布局的整体把控，在为下级财政提供经济发展的体制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围绕区域产业布局与各类乡镇发展趋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通过合理布局辖区内数字结构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保障。

　　（二）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建立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

　　用新质生产力普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关键在于培育现代新质农业生产者，具体而言：第一，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工程，提升新质农业生产者的专业素养。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要培训单位，培育农业经营人员数字农业与产品推广等技能。以AI、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为依托，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平台，针对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村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不同领域配置进行相应的培训指导，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养、专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知识[31]。同时设立教育培训激励机制，对于在课程教育培训与考核中表现优秀者给予必要荣誉或现金等物质奖励，激发农民主动参与教育培训，助力农业农民新质化，提高农民收入。第二，设定人才引进目录清单，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由当地政府牵头，以产学研实践研究基地为平台，主动与当地高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签署人才合作协议，依据人才引进目录清单，针对性引入农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知识型科研人才。设立返乡激励机制，落实返乡人才支持政策，保证政策的持久性、稳定性、可靠性，鼓励引导大学生、企业家返乡创业。

　　（三）构建涉农链条创新融合机制，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具体而言：一是推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建立涉农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机制，贯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实现首尾相连，以创新链涉农科技创新引导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链创新融合促进供应链提质增效、以供应链现实需求反作用于涉农科技创新，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破除涉农链条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沉睡”要素。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集体产业与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明晰资产产权、确定股份合作制，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性营收与资产投资收益分配和利益共享机制，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水平。激活农村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性闲置资产创收增收，处理好外来企业投资与农村集体资产的营收关系、管理关系，实现多元经营共赢新模式，为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支撑[32]。

　　（四）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区域协同保障机制

　　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等组织体系中，要以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为抓手，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致力新质生产力和组织振兴双轮驱动乡村全面振兴。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激发各类要素潜力，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领头雁”，其主要指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中国各级政府有充分的能力来培育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恰当的手段激励其采取行动。一是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妥善处理“小农户”与“大产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在以小农户为主的分散经营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模式，有序引导“小农户”融入“大产业”。扶持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农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建设农户全面跟进、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农户积极投身新兴农业技术的应用场景，以高科技的工具与方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在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农民利益和需求。二是财政协同促发展，构建区域协同保障机制。设立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清单，减少上级财政对基层财政的自主权干涉，强化上级财政扶持作用，限制专项资金与指标捆绑，提高基层财政支出的自主性，缓解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但“放权”不等于“放任”，在“解绑”基层财政自主权的同时，应“攥紧”对基层财政的监督考核，警惕基层财政权力滥用，完善县、乡、镇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摒弃“新官不理旧账”，做到“人走事结”，不留赖账，防止因财政监管的缺失而造成的资金违规问题，保障财政自主权和资金效益的发挥。尝试将积分制[33]纳入基层财政管理制度。将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振兴指标通过积分量化，并与任期内的主要负责人自身的政治提拔结合，以政治晋升的方式激励在任官员，激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是由以各类生产要素“粗放式”投入增长转为以提质增效、要素优配和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生产力。农村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劳动要素的创新优配，实现农业科技的创新突破与涉农产业深度融合升级。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涉农关键性技术薄弱与城乡数字鸿沟、农村空心化内忧外虑与新质农业人才短缺、涉农链条结构失衡与生产要素发展滞后、农村经营体制与乡村治理机制建设困境等。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打通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堵点，推进乡村振兴，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基础，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建立人才引进激励机制与涉农链条创新融合机制、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协同区域保障机制为现实进路，以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增质、要素优配为发展手段，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最终实现。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质生产力的普及与应用，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新思路，也为未来乡村地区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了新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