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监督公正司法和促进依法行政“一手托两家”的双重责任，承载着解决行政争议、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使命。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行政检察监督案件24.4万件，2022年比2018年上升3.3倍。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受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案件持续增加，2018年至2022年共办理7.2万件，年均增长12%，其中90%以上的案件为当事人申请监督案件。这些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不少还经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又进入检察环节，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加强行政检察监督的期待。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公开听证、促成和解、司法救助等方式，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3.3万余件，开展公开听证6400余件，领导包案1.2万余件，化解10年以上的行政争议1600余件，20年以上的行政争议400余件，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的揪心事，促进了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切实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审判和执行监督，增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防止企业因不当强制执行措施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切实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涉市场主体权益保护行政案件1.1万余件，实质性化解涉企行政争议3000余件。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2018年至2019年部署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基础上，2021年部署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推动破解土地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强制执行难题。2022年4月，最高检会同自然资源部建立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机制，并在全国31个省区市实现全覆盖，健全土地执法领域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制。2021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土地执法查处领域非诉执行监督案件近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30余万亩。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五年来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行政裁判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1929件，比前五年上升13.1%。2022年行政抗诉改变率和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分别为79.2%、73.3%，比2018年分别增加27.8、47.7个百分点；行政审违监督案件和行政执行（含非诉执行）监督案件检察建议采纳率分别为96.8%、97.8%，比2018年分别增加2.1、8.7个百分点，监督更加有力精准。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至2022年共办理行政执行监督案件13.4万件，2022年是2018年的5.9倍，占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总量的55.2%。积极稳妥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2022年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2.1万余件，同比上升4.4倍，有力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贯穿各项监督始终，受理裁判结果监督案件中实质性化解的占比为22%，成为做实行政检察的有力牵引。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基层检察院办理行政案件5.8万件，是2018年的6.9倍，办案规模占比75%，比2018年增加28个百分点，四级检察机关行政检察办案规模实现了从“倒三角”到“正三角”的结构性逆转。全国基层院均配备了专门从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检察官或检察官助理，基层行政检察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助力治理能力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五年来，最高检制发行政检察指导性案例4批17件，典型案例38批212件。围绕百姓“安居梦”、守护“夕阳红”、农民工“护”薪、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守护长江黄河安澜、安商暖企、守护长江黄河安澜等，连续发布10批56件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会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举办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评选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

宫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践行穿透式监督理念，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职能优势，通过“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履职方式，更加自觉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融入国家治理。五年来，共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6万余件，采纳率98%以上。

一是建立行政诉讼监督年度报告制度。强化“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也要抓前端、治未病”意识，最高检带头落实并指导各地建立行政诉讼监督年度报告、专题报告制度，结合办案对行政诉讼监督情况进行年度分析，指出行政审判、执行和行政执法存在的普遍性、苗头性问题，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二是以类案监督促系统治理。制定行政检察类案监督工作指引，制发类案监督指导性案例，从解决具体问题向完善制度延伸。编发典型案例和加强专题培训，推广地方搭建信息化平台、构建法律监督模型经验，以大数据赋能监督、促进治理。

三是以履职“我管”促职能部门“都管”。最高检聚焦社会治理难点堵点，编发指导性案例和行政检察以“我管”促“都管”、公开听证推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典型案例，指导各地提升防范意识和化解能力。针对姚某案“七年离不掉的婚”等反映的普遍性问题，会同民政部、公安部、最高法院制定《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打通司法与行政的堵点。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副厅长王勇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检察是四大检察职能之一，当前已形成了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牵引，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为新的增长点的监督新格局。具体来说，行政检察职能主要概括为六项：一是行政裁判结果监督，二是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三是行政诉讼执行监督，四是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五是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六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北京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李显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最高检立足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职责定位，提出“穿透式监督”“以‘我管’促‘都管’”等新理念，这些理念变革引领着全国也包括北京行政检察工作的不断走深、做实。一是以更优履职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二是以依法能动履职补齐行政检察产品供给短板。三是以全面充分履职促进行政检察高质量发展。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副厅长张步洪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过去五年，行政检察办案方式变革体现为“三个转变”：一是从合法性审查到全面审查的转变；二是从监督法院审判活动与裁判到“一手托两家”的转变；三是从就案办案到有效互动以“我管”促“都管”的转变。

河南省新乡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张世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争议确实具有时间长、化解难等特点。近年来，新乡市检察机关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共化解213件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其中10年以上的“老大难”案件27件。

比如姬某申请监督案，姬某与村委会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乡政府应村委会的请求，派人强行重新发包案涉土地，姬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乡政府行为违法，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围绕案涉土地，引发一系列民事、行政诉讼，经过法院20余次审理、长达10年之久依然没有案结事了，姬某经营的合作社陷入停顿。办好这类“硬骨头”案件，我们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强化初心引领。行政检察一头连着政府职能，一头连着公民、组织权益，每一起案件都关乎民生，牵连民心。我们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官，就要坚持人民至上，以“办案就是办人生”的态度和担当，为民解忧纾困，真正把对人民负责落到实处。

二是坚持匠心办案。自觉把“小案”当作“天大的事”来办，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查核实权，查明事实，厘清是非，找准争议根源，为精准监督提供事实根据。经过12次会见姬某，7次约见乡政府负责人，5次走访知情人，调取有关书证资料等，查明：因土地收益不断增大，其他村民要求重新发包案涉土地；因乡政府偏信个别村委干部，贸然介入案涉土地发包；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因姬某召集亲属阻拦，乡政府重新发包未果。

三是注重耐心答疑。努力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每一起案件中，通过举行检察听证会，搭建平等交流、辨法析理平台，汲取多方智慧增进良好沟通，讲清法理、讲透事理、讲明道理，让听证成为当事人烦心事的终点站，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可信。听证员一致认为：乡政府重新发包案涉土地，违反法律规定，但没有造成后果，实质上未对姬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姬某当场表示认可。

四是突出真心解难。土地承包权会不会再次被侵害是姬某牵肠挂肚的烦心事揪心事。我们充分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职能作用，检察长包案，上下联动，综合运用公开听证、释法说理、促成和解、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乡政府纠正违法行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确保行政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五是跟进暖心帮扶。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针对姬某等众多农民法律知识欠缺的实际情况，把姬某作为普法联络人，公布联系电话，定期不定期开展送法进农村活动，引导农民学法、守法、用法，为农民致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厅长张相军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坚持把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和基本能力作为战略支点，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强素能固根基。一是针对基层队伍薄弱问题，我们落实“有人干、有活干、有业绩”要求。二是针对基层办案能力不足问题，我们坚持系统抓、抓系统。三是针对监督办案不规范问题，我们系统推进建章立制。四是针对基层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明确基层履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