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全链条惩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021年起诉4万人

▶ 一是从发案数量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所回落，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上涨较快。2019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分别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9万人、5万人、4万人。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人数虽有所回落，但是总体上仍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增长较快，主要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偷越国（边）境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其中，去年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近13万人，同比上升超8倍，位居各类刑事犯罪的第3位（前两位分别为危险驾驶罪、盗窃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此外，为上游犯罪分子转移诈骗资金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组织人员到国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等的偷越国（边）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增长较快，去年起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104%、281%、64%。

▶ 二是从涉案人员看，低龄、低学历、低收入“三低”现象较为突出。起诉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中，35岁以下的占85%，其中，未成年人2200余人，约占2%，同比增长18%；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70%；无固定职业的占94%。

▶ 三是从诈骗形式看，“幌子”花样繁多、欺骗性强。电信网络诈骗涉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打着投资理财、情感交友、网络购物等“幌子”实施诈骗的占50%，其中，投资理财类诈骗位居首位，占26%。传统诈骗手段花样翻新，新型诈骗手段不断出现，各类诈骗手段交织运用，迷惑性强、危害性大。

结合司法办案，检察机关发现，在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中存在四方面突出问题，应予以高度关注。

▶ 一是年轻人尤其在校学生涉案问题突出。办案发现，不少年轻人沉溺于出售电话卡、银行卡，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所带来的物质回报，甚至以此为业，深陷犯罪泥潭。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一旦背负犯罪前科劣迹，不仅严重影响个人学习生活，导致融入社会难，也给社会治理带来“后遗症”。如，未成年人杨某初中毕业后无固定职业，因工作不稳定、经济拮据，明知同乡王某贩卖银行卡给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然办理银行卡6张、手机卡1张，申请注册网络支付账号1个，出售给王某。王某将上述银行卡转卖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名被害人向卡内转入65万余元。又如，付某等11名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为赚取零花钱，分别以自己名义注册3至6家数量不等的公司，将营业执照、印章、对公账户等成套手续卖给他人。上述公司账户均被犯罪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 二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受骗案件多发，涉及领域相对集中。由于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老年人对网络操作不熟悉等原因，近年来这两类人群受骗案件持续多发。从受骗领域看，未成年人主要集中在直播打赏、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老年人主要集中在养老投资、养生保健以及独居老人情感交友等。如，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张某等人以为明星投票打榜为名，骗取5名被害人钱款9万余元，其中4人系未成年人。

▶ 三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较为突出，行业“内鬼”值得警惕。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办案发现，有不少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内鬼”500余人，涉及通信、银行保险、房产、酒店、物业、物流等多个行业。被告人多为层级较低工作人员，也有部分离职人员，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种类多、数量大，部分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 四是网络技术被用于犯罪，背离技术向善的宗旨，降低了犯罪“门槛”。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犯罪团伙通过技术外包、购买技术服务等形式，加强犯罪的“技术对抗”。一些技术公司、技术人员违背行业规范和职业准则，对服务对象和项目不加辨别，非法提供技术支持，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经由技术的介入加持，犯罪实施“门槛”大大降低。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全国检察机关坚持“全链条打击、精准化预防、一体化治理”思维，依法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积极营造“天下无诈、全民反诈”的良好社会环境。

▶ 一是坚持依法从严，加强全链条惩治，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聚焦重点领域、新型手段、特殊对象，加大力度打击刷单、直播、网络游戏、虚拟币投资诈骗，以及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实施的诈骗。会同公安机关全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依法惩治为诈骗犯罪“输血供粮”的各类网络黑产犯罪，深入开展“断卡”行动，从严惩治行业“内鬼”非法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利用虚拟币为诈骗分子“洗钱”等行为。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制发《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进一步扎紧打击防范法网。

▶ 二是注重政策把握，区分对象宽严相济，确保案件办理效果。立足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坚持将惩治重点放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贩卡团伙、职业“卡商”、行业“内鬼”上。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犯罪“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的情况，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联合教育部制发典型案例，引导增强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 三是强化诉源治理，坚持数据赋能，主动协同推进网络领域综合治理。结合司法办案，针对电话卡银行卡管理、校园治安管理、保险行业个人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上海、浙江、江西、甘肃等地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风险提示函、签订备忘录等方式，督促加强综合治理。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积极探索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治理领域建立办案联动机制，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综合保护。坚持大数据思维，浙江等地主动探索，推动建立电信网络违法犯罪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强化数据集成分析研判，实现由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及时发现网络治理的“死角”“盲点”，努力推动形成治理合力。

▶ 四是立足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营造“全民反诈”的良好社会氛围。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主动会同各地教育部门，集中组织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走进7000多所大中专院校，讲授法治课，共筑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在最高检官微开设“反诈进行时”专栏，每周发布反诈宣传作品。注重结合检察听证，同步开展以案释法，加强对涉案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法治意识。